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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文化，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兼融并存的文化。大陆文化使中华民族具有内聚力，海洋文化使中华民族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。中国海洋文化源远流长，它有着起伏曲折的发展过程。采集贝类、渔猎和原始航海，是海洋文化的发端。汉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，海洋文化有了大的发展。宋、元至明初，造船业的兴盛，指南针用于航海，海上航路网的扩大，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，把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推进到一个发展的高峰。
海洋意识、海权思想与 和平友好、对外开放的政策
一个民族海洋文化的发展，是与其具有充分的海洋意识分不开的。郑和下西洋，与其具有海洋意识并树立海权思想分不开。法国学者费朗索瓦?德勃雷在《海外华人》一书中，记有郑和劝谏皇帝保留船队的话：“欲国家富强，不可置海洋于不顾，财富取之于海，危险亦来自于海上……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，华夏危矣。我国船队战无不胜，可用之扩大经商，制服异域，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”。在这里，郑和表明了一种鲜明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思想。
树立了海洋意识和海权思想，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对外政策。永乐一朝基本的对外政策是“宣德化而柔远人”，有两方面的含义：一是将中国文明远播海外；二是睦邻友好，不穷兵、不疲民，示之以恩，驭之以威。
郑和是明成祖对外开放政策的忠实执行者，他的具体做法包括：宣诏颁赏，增进友谊；调解纠纷，达到和平相处；树碑布施，联络宗教感情；克制忍让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如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前往爪哇，误遭其西王残杀170人，带有一定的误伤性质。对此，郑和采取克制态度，只令其纳金赎罪，从而避免一场杀戳，维持了和平，赢得了人心。
当然，推行和平友好政策，并不等于是怯懦和无原则的退让。郑和下西洋过程中，有几次运用武力的实例。但总的来说，郑和采用军事行动只是偶然的，其主导方面是推行和平、开放的对外政策。这种政策备受海外各国赞扬，并带来了频繁的中外友好交往，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推向一个新的水平。据统计，明成祖永乐时期21年中，与郑和下西洋有关亚非国家来华访问的使节共有318次，平均每年有15次。更有渤泥（今文莱）、满加拉、苏禄（今菲律宾苏禄群岛）、古麻刺朗（今菲律宾内）4国11位国王，亲自率团前来明朝进行国事访问。其中渤泥、苏禄、古麻刺朗3个国家的国王先后于访问期间病逝，并安葬在中国。
纵观历史上世界各国强弱的更替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但其中有一条规律为史家所普遍认同的，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，衰于世界者必败于海洋。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，就是要深化海洋意识和海权思想，开发海洋，加强海洋的竞争力。
航海壮举推动海洋技术发展
郑和航海，推动与海洋有关的各类科学技术的进步，这是反映海洋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郑和在航海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，首先是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，并在实践中发展了航海技术。郑和船队把利用东南亚至印度洋北部、阿拉伯海季风区的季风，作为航行的主要动力。为了充分地利用风力，宝船最多张到12帆。
用科学的方法测定船位，这是另一项重要的航海技术。郑和船队采用测深定位、对景定位和天文定位三种测定船位的方法。测深定位，是用绳钩取海底泥嗅，以估测船舶航行所到位置，一般适用于沿海浅海航行；对景定位，是以岸上的地形地物作为参照物以确定船位；天文定位，是船舶在航行中，利用观测太阳或星辰的高度，以测定船位，这项定位的技术含量更高。郑和船队在大洋航行时，主要以观测星辰以定船位。
郑和航海，将中国地理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。在明代以前，中国人对其领土以外的亚非地区的了解是不够的，有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。郑和船队航行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历时28年，有的地区是多次访问。在《郑和航海图》、《瀛洼胜览》、《星槎胜览》、《西洋蕃国志》等书中，记述亚非各国地名约500个，其中外国地名约300个，而且对各地地理环境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民情等，都有具体的介绍。这些地理知识的传播，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世界。
郑和航海，对气象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掌握不同时间、不同海区的季风规律，预测天气的晴雨、海流、潮汐的变化，这对船队顺利航行是必不可少的。
郑和船队航行，对海洋气象观测和运用，均达到一定的水平。船队起航一般在十月至翌年正月，因为此时正值北风季节；而自南洋、印度洋返航，总是在四月至七月间动身，这时正值南风季节。郑和多次航海取得成功，是与其熟悉和掌握航海气象学知识分不开的。郑和船队设立观测气象的专职人员，“每一号船上面，有三层天盘，第一层天盘里面摆二十四名官军，日上看风看云，夜来观星观斗”。这些官兵，即是气象观察员。另外，还设有气象预测人员，其职称为阴阳官或阴阳生，职责是根据观测到的气象资料，预测海上天气的变化，以供航行指挥者决定船队行止之参考。在郑和船队中还有一些有航海经验和气象预测知识的民间航海人员，他们对气象占验有丰富经验，并熟悉民间多年积累下来的占验气象的口诀。
广泛传播妈祖文化
郑和下西洋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，妈祖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，这些都是海洋文化的内容。
郑和下西洋留下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马欢的《瀛涯胜览》、费信的《星槎胜览》、巩珍的《西洋蕃国志》、罗懋登的《三宝太监下西洋记》等。前三本书的作者都是郑和的部属，书中记述的是亲身经历的见闻。三本书既是游记，又是地理、历史书。此外，后人借郑和下西洋之事，还写过一些文学作品，如忠彻的《古今识鉴》，祝允明的《前闻记》等。
郑和下西洋，由于对外交往增多，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。明政府遂于明成祖永乐五年（公元1407年）设四夷馆，相当于现今的外语学校。同时，明朝政府还设有接待外宾的会同馆，相当于现今的国宾馆。会同馆下设有朝鲜、日本、安南、暹罗、鞑靼、满加刺、畏兀兀、琉球8馆。这里的工作人员也要求能熟悉外语，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。四夷馆与会同馆都编撰了让学生学习的外语教材，这些教材统称为《华夷译语》。《华夷译语》很早流传海外，伦敦不列颠博物馆、德国柏林图书馆、日本东洋文库等，均收有《华夷译语》。这些不仅促使中国人学习外语，也促使外国人学习汉语，将汉语推向世界，从而加强中外语言的双向交流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。
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独特的篇章。郑和下西洋是妈祖信仰传播最有力的时期。妈祖信仰产生于宋代雍熙年间，妈祖原名林默娘，福建莆田湄洲屿人，生前擅长海上济难，死后成为渔民和航海者的保护神。郑和崇拜妈祖，并将这种信仰向国内外传播，为妈祖立碑建庙。
当海上活动安全由于科学技术带来保障的时候，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的作用逐渐缩小，但妈祖文化的流传则历久不衰。妈祖文化源于妈祖信仰，又不完全等同于妈祖信仰，它有信仰精神力量的一面，又包括社会经济、文化活动的内容。妈祖文化的精神内涵，是在不断改造，不断丰富的，并被赋于儒释道的含义，提倡扶危济难，临危不惧的精神，这些是很有积极意义的。妈祖文化还包含经济、文化活动、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容。
郑和航海取得伟大成就，是与妈祖信仰分不开的。历史上不少码头、会馆、城市的兴起，与妈祖、天妃庙是共存共荣的。如谚语所说：“先有娘娘庙，后有天津卫”等。还有一些地方的集市、社戏、经济文化活动，常与妈祖祭祀活动同时进行，从而带动地区经济、文化、旅游事业的发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世界各地有妈祖庙1516座，分布在26个国家和地区，妈祖信徒有1.5亿人。台湾每年来福建湄洲朝拜妈祖的有几万人至十几万人不等，说明妈祖信仰、妈祖文化传播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。郑和航海的成功，借助于妈祖信仰、妈祖精神力量的支持，同时，也推动妈祖文化的发展。
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全球航海的先驱
郑和下西洋，到达亚非各个国家和地区，出船处20多处，航线42条，在太平洋、印度洋上建立了一个密集的航路网络。这个航路网也是亚非各国经济、文化交流之网。
郑和下西洋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。朝贡贸易是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。这种贸易通常是船队到达一地后，以皇帝的名义向当地国王或酋长颁发赏赐，同时接受他们的纳贡，或由他们事后遣使到中国朝贡。这种贸易形式，往往是赏赐大于贡纳，实行“厚往薄来”的贸易原则。其次，官方贸易是明朝政府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之一。郑和船队装载有大量的中国特有物资，到海外适当地点换取所需贸物。这种贸易有的以物易物，也有的是用钱币购买货物的。还有一种民间贸易形式，也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它是直接由商人或民间个人进行的商品交易。船队的官兵常携带货物到海外出售，并从国外带回一些物品谋利，不少官兵常因此发财致富。这种贸易是前两种贸易的补充。
郑和下西洋，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上作出很大贡献。15世纪初，中国与亚非许多国家比较，是高度文明发达的国家，而亚非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。郑和下西洋，“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，异以礼义，变其夷习”。这种文化的传播具有丰富的内容，包括历法、度量衡制度、衣冠礼仪、宗教文化。
与此同时，亚非各国文化也输入中国。如阿拉伯人的“过洋牵星”航海技术，在郑和航海中被吸收应用。
15世纪初期，郑和大规模的航海活动，形成了一次大范围的经济、文化互动，推动各国各民族文明的进步，使亚非各国的社会文明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选自交通部《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》纪念活动专题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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